自史学成立以来,凡深邃的史家(
上海平面设计培训),无不努力去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司马迁所倡导的这种精神作为历史研究的旨归具有永恒的意义。史学自神学降为人学,通古知今,以达天下,史家须“明道”方能“传道”,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。“通变”是史学的核心,其途径有二:一是按客观的历史内容,讲求实证,尽力排斥个人色彩,这是“观变”的方法;一是突出价值判断,对历史进行诊释,所谓“历史,是人心中的历史”,这是“明变”的方法。而太史公的“成一家之言”似乎是“历史诊释”的应有之义,它准确地凸现了史学的特性。
凡事开头难,中国设计艺术史的研究刚刚着手就遇到了主观与客观的艰难选择,为了不落人主客观认识论的陷阱,我想在研究工作中应贯彻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:一是对造物历史整体性把握的原则;二是加强寻因、寻根意识进而实现理论创造的原则;三是建立设计艺术发展的逻辑结构的原则;四是从民族文化、心理结构的角度把握中国设计艺术史的进程。
对造物设计的历史作整体性把握,是指人与物、物与物的关系而言。当年傅斯年主持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的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(包括实物和文献),就是穷尽所能地搜索考辨史料,企图以小见大,以局部见整体.科学地整体地把握中国的历史。所谓“一分材料出一分货,十分材料出十分货”,几乎支配和影响了半个多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学路向。只要史学存在,就离不开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史料的挖掘,傅斯年有三句话:史学便是史料学,史学本是史料学,史学只是史料学,曾震动一时。且不说“史料派”的科学实证方法能否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,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史学,讲求实证(
电脑培训) ,讲求深化,重视新史料是中国史学的需要,也是近代学科发展的普遍性规律,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一个客观的、真实的、整体的中国历史景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