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艺与“金石”、“骨董”

    到了宋代，文人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因此当文人注意到传统工艺具有较高的审美成分的时候，工艺又同“雅玩”联系在一起。他们把传统、具有实用价值的手艺和具有欣赏、审美价值的手艺进行分离。这种分离在宋代赵明诚身上有集中的体现。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把具有欣赏、审美价值的手艺看成“金石”和“骨董”，当这些手艺被称为“金石”和“骨董”时，也就远离了它们使用的本意，而变成了玩物。

一般工艺史与设计史的不同

    五十年来，中国工艺史实际上更多偏重于贵族的、文人的、宗教的工艺装饰艺术史（平面设计培训）。就目前的现状看，工艺史与设计史最大的区别是:设计史是强调功能的、生活方式的、实用的;工艺史比较强调装饰的、美术的、趣味的、精神的。

    传统工艺史常常会讲到彩陶，但大多重视彩陶的纹样及其意义，而忽略彩陶的形制和造型功能分析、造型的来源，以及它的形制和当地人的生活关系。就青铜器来说，无论是食器、炊器、饮酒器等礼器，都有它们最初的功能特征和要求，可是，今天的工艺史谈到青铜器，仍然会注重器物上的装饰纹样以及如何分类。

    习惯上我们会更多地注意到汉代漆器图案的精美，汉代的其他艺术形式—帛画、画像石和画像砖等无一不是以装饰为主，体现了一种装饰的美，但很少会分析精美的漆器的功能和由此展开的造型的原因，似乎装饰就是目的。

    许多工艺史著作总结出的明式家具的四个“特点”，实际上这四个“特点”都是审美层面的。比如说“材美工巧”，但“工巧”的结果是什么（上海计算机培训）  ，并没有分析;例如说“造型简洁”，但到底为什么要简洁，有没有功能层面的含义，没有说。明式椅中的靠背椅与宋代的官帽有极大的关系。宋代官服与腰带中间有一整套东西，需要椅子有较大的空间，从某种意义上靠背椅跟宋代的理学还有关系，“正襟危坐”，具有礼制的功能。这些都较少提及。其实，明式家具的发展还受到江南园林兴起的影响，然而园林和明代家具的关系却很少被人提到。后来，明式家具还影响到山西和北京，并被整个宫廷改造、改制，尺寸与宫殿建筑的规模相吻合，风格与皇家的气派相一致，这些分析无疑都是设计史的范畴。

    工艺史对器物功能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它的任务主要是对造物进行“审美”，所以对许多优秀的具有巧思的工艺作品才会简单地解释为“造型简洁”、“纹饰华美”等等。明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，也是中国陶瓷技术发展最完美的时代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陶瓷的釉与装饰发展、变化的一条线索，还能看到器物造型的变化以及它与功能的关系。

    工艺史是偏重于装饰艺术的（平面设计培训）、贵族的、文人的、宗教的，这与考古遗存的发现有很大关系。凡是保护较好的、还在挖掘的墓葬大部分都是贵族墓，一般老百姓的墓都没有好的随葬品。工艺史要依靠考古遗存，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贵族的工艺，而不是平民的工艺就可以理解了。